国共和谈破裂原因：“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高的领导阶层，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重庆谈判则只是在世界各个国家虎视眈眈与中国人民的对和平民主及战后重建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携手走的一个只是过场的合唱而已。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想借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卸给中共。在国共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共产党上，从而发起内战。
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最后仍可以消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
国际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听命于美国的中国，以便“遏制”苏联。从这个目的出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援华抗日”转变为“扶蒋反共”，这一政策成为中国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百度百科-重庆谈判
乌拉圭回合失败原因？
（1）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总的来说有利于人民，尤其是和平建国纲领，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但它提出的"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这一目标，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的"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而奋斗"是吻合的，或者说后者部分地包含了前者。当然，这个目标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可能实现的。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召开了人民政协，并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旧政协提出的那个新中国可以实现，而且可以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2）人民政协与旧政协都是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协商"一语顾名思义，就是用民主的说理的方式进行商讨，求同存异，集思广益，以便在各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获得共识。中国共产党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不同意见的分歧，历来采用的是协商的方式。当然协商的过程并不排除斗争，有时甚至是原则性的争论。例如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协商就是如此。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也是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只是在国民党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它是被迫采取这种方式。所以，"协商"或者"政治协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办法，它本身并没有历史阶段性的差别。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它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到了1949年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及以后，这一传统的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得到了更广泛、更充分的运用。
人民政协与旧政协虽然有联系，但是二者产生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
区别有：（1）构成、性质和职权不同。参加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除了共产党、民主同盟、无党派人士代表，还有国民党和青年党，并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召集会议。人民政协的构成根本不同于旧政协。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就在《组织条例》中规定："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全中国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各民主党、各人民团体、各解放区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无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所组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容许参加"。按照这个原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青年党等自然被排除在外，一些带有封建性的反动帮派组织也不能参加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权也根本不同于旧政协。《共同纲领》和《政协组织法》均规定，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其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代会的职权。事实上，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就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并执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旧政协只召开了一次会议，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且未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形式；在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正在准备发动内战，原来的统一战线正在走向分裂，当然更不可能形成什么组织形式。旧政协的产生及其达成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是几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具有暂时协议的性质。不仅如此，旧政协对于自己通过的各项协议能否得到遵守和实施，也没有可靠的约束机制。这是当时的条件决定的，指出这一差别，并非苛求于历史。
（2）政治基础不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不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和平建国纲领》宣布："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同意这个基础，并在自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写进"彻底实行三民主义"，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本质是革命的、进步的主张；后来又提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这就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最低纲领）在政治上相吻合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虽然也讲"三民主义"，但并未认真实行过。因此提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以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武器。进而言之，如果国民党真的实行三民主义，那么它就必须放弃一党专政及一系列反共政策，这样也可以为中国革命之进一步发展准备条件。其次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三民主义是唯一能被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有关各方所接受的基础，舍此无法达成任何政治协议。
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完全不同于旧政协，其显著特征：第一，承认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人民政协的筹备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例如1949年初，民主人士符定一、同建人等在致李济深、沈钧儒等电文中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和民主人士，均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组织法》在规定和表述国家性质时，均载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第二，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与此相对应，《人民政协组织法》在"总纲" 中规定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赞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它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政体，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及其他政策。这一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制定的，并在通过之后上升为国家的临时宪法。
随着历史的前进，后来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其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它与旧政协的区别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南宋为什么要选择联蒙灭金？
1.乌拉圭回合的背景
关贸总协定自1948年1月1日临时生效后先后举行过七轮多边贸易谈判[1]。经过多次削减关税，关税加权平均降低28%左右，减税商品涉及到l0万左右的税目。到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减税协议实施完毕，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关税加权平均降至5%左右的水平。事实证明，关税的降低和削减为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战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美元为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特别是在受到两次 “石油危机”的猛烈冲击后，世界经济进入低速而不确定的时期，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相继走下坡路。在国际贸易领域则出现了以非关税措施为主要手段的保护主义。这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及其泛滥，严重地恶化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使30多年来推行的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和规则遭到严重侵蚀。对此，许多国家都非常担心。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遂委托七位著名专家研究对策。经过较长时间的悉心研究，他们写出了一份长篇报告，提出了十五项建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发动新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而且越早举行越好。为制止和扭转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的扭曲，维护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推动关贸总协定目标的实现，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稳定和具有可预见性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促进增长和发展，关贸总协定在作了较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举行部长级特别缔约国大会，发表了《部长宣言》，正式决定发动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2.乌拉圭回合的主要议题为实现《部长宣言》的目标，
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共建立15个议题谈判组。按性质共分为三类：（1）有关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议题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农产品。（2）
为加强和改善关贸总协定规章的议题包括关贸总协定条款、保障条款、多边贸易谈判协议与安排、补贴和反补贴措施、争端解决以及贸总协定体制运行。（3）新扩大的议题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前14个议题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现行条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货物贸易谈判组指导下分别进行谈判，服务贸易则与关贸总协定的现行条款完全没有联系，是一个新增加的内容。货物贸易的谈判与服务贸易的谈判是平行地进行的。两者不挂钩，没有交叉。
3.乌拉圭回合的进程
“乌拉圭回合”如果从1986年7月决定发动之时算起，到1993年12月达成协议，马拉松式谈判持续了7年多。在关贸总协定46年历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人们不应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它表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已经越来越闹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诚然，由于1989-1991年世界大局的变动，西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竞争在日渐加剧，矛盾变得比以前更加错综复杂。计划4年内完成的乌拉圭回合由于谈判领域太多，且要兼顾各国不同利益，因而困难重重，矛盾尖锐。特别是美国和欧共体在农业贸易谈判上互不让步，影响了整个关贸总协定谈判的进展，被迫三次延期，难以达成协议。第一次延期是在1990年底。根据《部长宣言》和有关决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应在1990年12月3日的部长会议上宣告结束，但因欧、美在农业补贴上的立场相去甚远，会议以失败告终。谈判被迫延期。
第二次延期是在1991年底。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于1991年底提出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草案》，该文件针对涉及淡判全局进程的农产品贸易关键问题，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得到了大多数谈判代表的肯定。他们认为，该方案首次概括了乌拉圭回合5年来在14个谈判领域中取得的进展，是本回合最后阶段谈判的一个“现实的”基础。但关于农业问题的条文遭到了欧共体的反对。并认为该方案就“整体而言是不平衡的”，“需要认真完善”，“有关农业的部分是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修改”。谈判又告搁浅。第三次延期是在1992年4月下旬。1992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向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传递一封信，表示美国不准备完全接受欧共体拟议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中对农民的全部直接补贴支付纳入关贸总协定提出的削减内部补贴，也被称之为“绿匣子”的范畴内。而直接补贴支付正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的关键，因此，欧共体坚持必须把对农民的全部直接补贴支付纳入此“绿匣子”的范畴内，并拒绝美国企图将它自由的“差价补贴”也纳入此范畴内。欧共体认为，美国的考虑“有损于”欧共体共同政策改革计划的实施。因此，欧共体“不能接受”此考虑。3月下旬德国总理科尔访美，希望打破欧、美在农业谈判上的僵局。但德国不愿得罪法国，更不愿意损害德、法在欧共体中的轴心作用，反而强调美国及所有有关国家做出妥协是“极为重要的”。此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直无法复会，再度陷入了僵局。
但乌拉圭回合[3]在主要贸易大国的相互妥协下最终于1993年12月15日由新任总干事萨瑟兰一锤定音，宣告“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成功地结束。
北宋自从立国之后就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可惜宋朝兵力旺盛的时候也正是辽国的国运上升期，故宋太宗几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宋徽宗宣和二年，宋徽宗感觉机会终于来了——辽国国力衰败，而且女真人建立的金正在加剧辽的灭亡，于是派宋使赵良嗣与完颜阿骨打签订“海上之盟”，相约共同灭辽。
后来辽国确实被灭了，但仅仅两年后，女真人就全面南侵，消灭了北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4年），南宋再次与蒙古达成协议，相约共同灭金，46年后，南宋灭亡。有了前一次的教训，南宋政府为什么还要不顾唇亡齿寒，消灭自己的潜在盟友呢？真的是因为百年仇恨吗？
防御大敌
蒙古的崛起
宋朝政府并非不知北方形势的变化，早在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左丞相余端礼就曾经上奏章，说“万一鞑靼得志”，就像是当年金国崛起一样，肯定也会成为大宋的巨大威胁。随后也有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上奏，蒙古正在迅速崛起而金国现在已经腐朽不堪。如果蒙古灭金，则“一弱虏灭，一强敌生”，对大宋的威胁不减。所以早在宋宁宗时期，宋朝的北边防御就已经开始加强。
联金抗蒙？
宁宗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大宋朝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蒙古正在向金进行全面进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1.乔行简认为尽管宋金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现在金就是宋的军事缓冲带，金一旦灭亡则唇亡齿寒，而且蒙古灭金之后得到金的军队和物资，对宋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此时如果大宋联金抗蒙的话就能够保住这个缓冲带，而且大宋也有时间进行备战，因为宋蒙之战必不可免。
2.真德秀认为靖康耻，犹未雪，此时金国力大衰，正是我们报仇的时候，而且灭金之后宋也有可能收回北方失地（这个观点可当年海上之盟如出一辙）。但是真德秀反对联蒙灭金，因为“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这场辩论并没有达成最终的决定，于是宋朝政府从此时开始不再给金岁币，先观望一段时间再说。
北失南补
此时的金国知道自己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是他们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北失南补！金宣宗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迁汴京，放弃了北方领土。此时的他们认为，蒙古惹不起，南宋还是好惹的，北方少了一寸土地，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南宋找补会一尺来！他们边做着美梦边挨打——在一次战争中，金国15万主力部队被蒙古击溃。
联蒙灭金
现在情况十分危险！金国必亡已经是尽人皆知了，将军孟珙对当前局势做了三点说明：
1.金必亡，此时联金抗蒙就是给自己惹祸，不如先稳住蒙古，给自己争取备战时间。
2.联蒙灭金后大宋可以得到部分北方土地，加强防御纵深。
3.出动大宋最精锐的部队，在蒙古面前秀肌肉。
孟珙的建议被采纳，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南宋部队北上，次年正月金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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